阻止土地荒漠化：全球化背景下一场无声的战争|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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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化的发生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开始，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黄河古代文明的衰落，无不与土地的荒漠化有关。

阻止荒漠化，是穷国富国、穷人富人联合起来才可能赢的一场战争。 

文/林株

来源：《大地》（2006第12期）

自然的荒漠化现象是一种以数百年到数千年为单位的漫长的地表变化。人为的荒漠化则是以十年为单位的看得见的土地荒废。

在几乎没有降雨的荒漠地带，人类无法居住。但是，在与此相邻的半干旱地带也有生产能力较高的地区。在这些地区，游牧民和农民巧妙地生活着。然而这些地区也正在受到过度开发。土壤干燥化进一步加剧，仅存的植物在人类和牲畜的破坏下荡然无存，逐渐演化为荒漠。 

我们生活的蓝色星球上，那些不断扩张的荒漠宛如从不愈合的伤疤，这伤疤约有3600万平方公里，每年还要增加5千—7千平方公里。 

世界人口每年都在增加，而农业用地和林地却在减少。为了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增加灌溉来提高农业的生产量。但是，随着灌溉面积的不断扩大，随之带来了盐分的蓄积。导致土壤荒漠化。 

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口、黄河流域等古代文明发祥地，现在可以看到片片荒漠。几经盛衰的北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突尼斯、克里特、希腊、意大利、西西里、墨西哥、秘鲁……处处可以看到土壤流失所造成的荒漠残景。

古代苏美尔人的伟大城邦乌鲁克美丽丰饶，人口一度五万人，如今人们路过这里，只能看到荒漠中的一座沙丘。

柏拉图描写公元前4世纪的阿蒂拉：我们的土地，同以前相比，宛似一个饱受病魔摧残的躯体。现在位于北非的那片不毛之地，1500年以前，曾经是600座繁荣的城池，被称作罗马帝国粮仓。 

进入20世纪，荒漠化造成的人间悲剧更是随手拈来，每一幕都触目惊心。 

美国中部大平原在欧洲人定居以前是野牛、羚羊等野生动物生息之地和印第安人狩猎区，土地利用与自然环境协调。19世纪末大批农民首次进入，开始大规模农业开发，天然草场被翻耕，风蚀过程逐渐加剧。

30年代初期，局部的沙尘暴频繁发生，流沙掩埋农田，危害基本生活环境，许多农民不得不迁出大平原。

沙尘暴的危害到1934年5月达到最严重程度，半个美国被铺上了一层沙尘，狂风卷着黄色的尘土，遮天蔽日，向东部横扫过去，形成一个东西长2400公里，南北宽1500公里，高3．2公里的巨大的移动尘土带，当时空气中含沙量达40吨／立方千米。风暴持续了3天，掠过了美国2／3的大地，3亿多吨土壤被刮走，风过之处，水井、溪流干涸，牛羊死亡，人们背井离乡，一片凄凉。这就是震惊世界的“黑风暴”事件。 

1954～1964年，苏联在北哈萨克斯坦地区进行草原开垦，面积达25.3万平方公里，占整个草原总面积的42.1%。结果，原来“清风吹拂”的大草原，年沙尘暴频率在20～30天以上；一次风速6～7级的沙暴，在距地面高1米、长100米的断面上，12小时内搬运沙物质550吨。风蚀给垦区造成的土地沙化，再现美国当年开垦中西部大草原时所呈现的景况。 

1968～1972年，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遭受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大旱灾，持续到80年代，从那时起，我们开始熟悉那些记录干旱饥饿死亡的非洲饥民照片，这场悲惨的灾难对撒哈拉以南一些非洲国家的人们来说，一直延续到今天。 

荒漠化作为一项复合性自然和人为灾害，它的危害从某种程度上讲远比洪涝、地震等自然灾害要严重得多，其影响和危害的深远性正在于它所摧毁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环境，直接动摇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且时间上将延续几代甚至几十代人。 

被警醒了的国际社会 

往往是巨大灾难发生之后，人们才会意识到危险的存在。国际社会真正注意关注荒漠化问题，是在上文提到发生于20世纪70—80年代非洲撒哈拉以南的那场大干旱大饥荒之后。联合国说这是人类近百年来经历的特大灾害之一。 

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历了数次旱灾，1982年再次蒙受百年未见的旱灾浩劫。沙漠边缘10多个国家，连续5年农作物颗粒无收，数百万人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沙尘弥漫，土地干裂，几乎所有的河流、湖泊都已经干涸，连非洲西部原本波澜壮阔的塞内加尔河也变成了涓涓细流，80年代非洲大陆在干旱和饥荒中濒临绝境。 

当时发生饥荒的国家有21个，最严重的是埃塞俄比亚，其饥民超过700万人，据联合国统计，仅在1984年2月至11月的9个月内饿死逾30万人。1985年第一场雨水降临之前，累计的死亡人数已高达120万人。 

这场灾难促使第28届联大在1973年要求联合国环境发展署就撒哈拉周边国家及其他具有类似地理条件地区的荒漠化问题寻求解决途径。

同年，联合国成立了“苏丹撒哈拉办事处”，以协调该地区9个容易发生干旱国家的国际援助，后来它的活动范围扩展到包括撒哈拉以南、赤道以北的22个国家。1985年，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制定了“受干旱和荒漠化影响的撒南非洲国家特别方案”，动员了大约7.5亿美元，资助了25国的45个项目。 

1977年，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了首次“联合国荒漠化大会”，第一次对荒漠化问题进行了全球性讨论，并列为一项全球性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

会议制定了《防治荒漠化行动计划》，旨在帮助受影响国家拟订计划对付荒漠化问题，并激发和协调国际社会所提供的援助。 

《行动计划》在各方努力下做了一些必要的工作，但时过7年，收效甚微，执行情况远远没有达到期望的目标。

到1991年，只有20国政府（即受影响国家不到1/4）制定出国家防治荒漠化计划。1979年建立的防治荒漠化基金14年中收到捐款不足5000万美元，很多国家的防治荒漠化项目因为没钱成为一纸空文。 

1984年联合国环境发展署的一次特别会议上，不得不对防治荒漠化行动计划7年来的工作做出“几乎完全失败”的结论。在抱怨环境发展署没有尽到防治荒漠化职责的同时，人们更为环境发展署资金和人员的短缺及缺乏政治影响力而遗憾。 

防治荒漠化耗资巨大。据专家估计，全世界每年防治荒漠化需要耗资45亿美元，这一数字超过1987年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各项经济建设的总水平。实际上很难筹到这笔巨款，如1986年苏丹撒哈拉办事处为荒漠化防治项目拨款仅有476万美元。

另外，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这些有限的资金也是一个棘手问题。1983～1987年，国际社会为防治荒漠化行动捐款达100亿美元，但真正用于防治荒漠化的经费不足其1/9。70年代后期到1982年，用于苏丹撒哈拉地区荒漠化防治的74.5亿美元中，真正用在生态、林业方面的经费还不足其1.5%。 

到90年代，防治荒漠化行动计划历时十几年，只有美国、中国、以色列和苏联等国的荒漠化防治取得了较大成就，伊朗70年代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利比亚和一些北非国家正在开展沙丘固定和植树造林工作。

防治荒漠化行动计划中提出的一系列跨国计划，其中大部分因有关国家间的紧张关系而未能如期实施。有些已付诸实施的项目，如北非的跨国绿带等，其规模也缩小了许多。

在此期间，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土地荒漠化仍在不断发展、扩大，直接威胁着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毛里塔尼亚，在1960～1991年间，其人口由95万猛增到210万，而沙漠和半沙漠占国土总面积的比重亦由2／3升到98％，目前除首都努瓦克肖特一隅之地外，全国其他地方都没有水了，有的西方人士悲观地提出再过若干年这个国家还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问题。 

但是，近十年的荒漠化治理工作毕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由此，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首次把荒漠化防治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优先领域，并列入了《21世纪议程》的第12章；要求世界各国把防治荒漠化列入国家环境与发展计划，采取共同行动，控制沙漠蔓延，防治土地荒漠化，以求得可持续发展。

正是这次大会，人们对什么是荒漠化达成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商定了荒漠化的正式定义：“荒漠化是包括气候变异和人类活动在内的多种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湿润指数在0.05～0.65之间）的土地退化。” 

1994年10月，《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公约》最终在巴黎签字。目前，签约国达119个，缔约国已超过50个。 

这项公约象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同意全球联合对付荒漠化，有别于以前各次防治荒漠化危机的努力，它是继环发大会之后国际社会签署的第一个国际性公约。公约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套国际合作体制，促进和推动国际社会在防治荒漠化和缓解干旱影响方面的合作。 

在国际上，履行《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进程也不像预期那样顺利。从《防治荒漠化公约》第一次缔约方大会开始，在履约的资金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就存在尖锐分歧。发达国家坚持荒漠化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问题，推卸责任，不承诺为防治荒漠化筹集新的、额外的资金。国际社会对防治荒漠化的资金支持问题一直没有明显改观。 

荒漠化的控制和逆转 

有关专家认为，借助于先进有效的技术和措施，世界上大多数荒漠化地区都可以得到逆转。但是实际上，荒漠化的控制和逆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状况和社会因素。因而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最容易阻止沙漠化蔓延的就是发达国家。 

美国的地理纬度和自然条件与我国有相似之处，其干旱区的面积占其国土的30%以上。就总体而言，美国治理和开发荒漠的措施可概括为一句话：自然恢复的治理与城市化的开发。

在美国西部，占1/3国土的干旱、半干旱荒漠地区，由于生态条件的制约，已没有营造大面积森林的可能性，只有依赖并利用有限的降水，结合国家公园、荒漠保护区和旅游区建设，实现改善生态环境和发展旅游创汇的双重目标。 

Sonoran荒漠保护区面积约26万平方公里，自然条件十分独特：高温（夏季平均高达37.7℃）、少雨（年均76～305mm），冬季则偶有霜冻。如此严酷的环境条件，生物种类却十分丰富：2000余种植物和世界上最繁多的蜜蜂栖息于此。

保护区内建有荒漠博物馆、图书馆、动物园、植物园和Sonoran荒漠的微缩景区，以诠释荒漠的形成、发展及动植物的生活状态及其与环境的生存关系。景区内栽培有1200种植物，放养有300余种动物，并尽量保持其生活的自然生境，以使游客亲身体验生物与环境关系的原始状态。 

沙尘暴曾是澳大利亚的一块心病。澳大利亚是个干旱国家，陆地面积的75%属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仅1983年的那场席卷墨尔本的沙尘暴，就撒下了200万吨尘土；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一次沙尘暴，卷起的尘土随着气流围绕地球环绕了3圈；2002年掠过格里菲斯市的沙尘暴，一小时内给城市覆盖了厚厚一层沙尘，使澳大利亚当年经历了10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最近二三年澳洲却没有发生过大的沙尘暴。原因是重点围绕牧场开展了治理，阻止了土地荒漠化蔓延趋势。 

在澳大利亚，农场一般被水泥柱和铁丝网分隔成了一个一个的方块，不同的方块是不同的放牧区，澳大利亚人通常不会在同一个牧区里连续放牧，而是轮流使用不同的放牧区，以便牧草能有足够的时间恢复。

澳大利亚政府大力推行羊群圈养。通过割草圈养牲畜，保留草根和草茬，进而起到了固沙的作用。澳大利亚养畜非常严格，养什么、养多少都不由农场主决定。澳大利亚政府每年都要对各牧场作一次普查，以确定下一年的载畜量。在同一个畜群里，牛、羊的数量搭配也是经过科学测算的，从而达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 

沙漠农业是一种费用昂贵的生意。以色列是成功实施的范例。以色列干旱沙漠地区占全国面积60%。

1962年，农民偶然发现，水管漏水处的庄稼长得格外好，后来经过试验证明，滴渗灌溉是减少蒸发、高效灌溉及控制水肥农药最有效的办法。

政府立即大力支持，1964年成立了著名的内塔菲姆滴灌公司。滴灌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耕耘观念，使每寸土地都包含着高科技。电脑滴灌系统把混合了肥料、农药的水渗入植株根部，以最少量的水养育出最好最多的庄稼；成功的品种必然会带来丰厚的利润。培养的某些水果、鲜花和观赏植物可以很好的适应盐碱地恶劣条件，同时又可以反季节上市，因而可以卖个好价格。 

以色列的成功并非万无一失，以色列国内目前出现了新的荒漠化的危险信号，使用处理过的污水作为农业灌溉用水的区域不断扩大，但这些处理过的污水没有经过淡化处理，有出现大面积盐碱化的危险；不时发生的林地火灾导致土壤退化；在干旱地区和超干旱地区过量的公路建设和公路使用，导致附近地区植被减少，土壤退化。这些信号已经开始受到有关专家的关注。 

没有谁是孤岛 

西方发达国家曾经长时间认为荒漠化问题是非洲的问题，亚洲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但是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人们比以往更容易意识到，生态灾难是全球化的灾难。 

1993年，美国亚利桑那州沙漠，科学家花费近2亿美元和9年时间建造起来“生物圈2号”落成，这是一个人工建造的模拟地球生态环境的全封闭的实验场，有海洋、平原、沼泽、雨林沙漠旅业区和人类居住区，是个自成体系的与外界隔绝的小生态系统。

8名科学家进入“生物圈2号”，原计划在其中生活两年，为今后人类登陆其他星球建立居住基地进行探索。

然而，一年多以后，“生物圈2号”的生态状况急转直下，很多物种死去，直接危及了居民们的健康，科学家们被迫提前撤出这个“伊甸园”。“生物圈2号”的实验以失败告终。 

这一失败传达了一个冷酷的信息：地球环境是在经历了几十亿年的风风雨雨后形成的，对这种异常可靠的结构，人们渴望窥其脉络，望其项背，但却绝不是简单的人工模仿再造能够实现的。地球是所有人共同的唯一家园，灾难来临时，谁都很难为自己造一个逃生的诺亚方舟。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生效十年后的今天，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又一次呼吁国际社会“动员足够的资金开展防沙漠化斗争”，并要求发达国家转让防治沙漠化技术。 

荒漠化的发生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开始，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黄河古代文明的衰落，无不与土地的荒漠化有关。阻止荒漠化，是穷国富国、穷人富人联合起来才可能赢的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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